专题报道:
联合国公布中国人文发展指数
联合国对世界经济的展望
非洲艾滋病势头须在2002年得以扭转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谈中国自杀率问题
快 讯:
伊朗成为出生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
广东户籍改革带来就业新挑战 原农业人口入城争饭碗
江苏人口密度居各省之首 每平方公里725人
40年来只生女孩不生男孩 湖北郧县有条“女儿沟”
生男3000生女1000 江西一妇女明码标价替人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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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公布中国人文发展指数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公布的《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资料显示,2001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H
DI)为0.716,比上年的0.712提高了0.6%。其中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为 0.718。中国人文发展指数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人类发展水平也在稳步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文发展指数是将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为一个复合指数,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
2001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指数为0.718,比上年的0.706提高了1.7%,排在世界第87位(2000年中国排在第99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与2000年相比,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两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提高(预期寿命指数保持在0.75水平不变),其中GDP收入指数从上年的0.57提高至0.6,教育指数从79提高至0.8,分别提高了5.3%和1.3%。
联合国对世界经济的展望
联合国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在今年复苏的速度将是1.5%,但其主要动力在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当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这份报告指出,去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1.3%,是过去10年来最低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政策分析司司长基尼伯表示,去年经济放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影响范围之广。
这也许不是二战后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我们用衰退这个词来概括的话;但这大概是影响面最广的一次。在去年,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低于前年。同时,占世界经济总额三分之二的十来个国家在年底时已经根据定义进入衰退,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
基尼伯表示,世界经济一个十分令人忧虑的现象是国际贸易几乎没有增长。他说,在90年代,国际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在去年我们失去了这一动力。基尼伯指出,目前受经济放缓打击最大的是东亚和拉美国家,就是因为他们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步伐不同步,今年的复苏也主要靠美国带头。基尼伯指出,严重依赖一个国家是危险的,尽管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但其经济复苏有内在的风险。
很显然,我们无法预测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震荡,我们知道这会带来经济后果,但这也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发展。在经济方面,美国面对的可能的危险包括贸易收支不平衡,国民储蓄率低,以及私营部门债务太高。此外,股票价值仍然偏高,股市有再崩溃的危险。
联合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国际经济体制存在着不平衡,当经济好景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受惠程度不如发达国家;当经济衰退时,他们受到的打击幅度相同、甚至更严重。除了贸易放缓的影响外,原材料价格不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打击很大。由于人口增长率高达2%,非洲3%的经济增长率对人均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提高。联合国经社事务部的基尼伯指出,世界经济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国际金融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他表示,在这方面有令人乐观的现象。
围绕着目前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好消息是,这场危机没有在金融市场上扩散。我想过去几年一个良好的发展是金融市场开始学会如何分别对待,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危机时,大伙儿不再是一窝蜂地赶快抛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艾滋病势头须在2002年得以扭转
最近,在非洲的布吉纳法索召开了第12届国际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大会。众所周知,非洲是迄今为止遭受艾滋病和艾滋病毒侵袭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已有2800多万人受到了感染,在2001年多达230万人死于艾滋病。安南秘书长非洲地区艾滋病特使路易斯强调,新的一年遏制艾滋病的斗争必须取得突破。我们开始新的一年之际,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显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仍然是我们人类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威胁,尤其是在非洲。2002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应该是扭转非洲艾滋病势头的一年,我们必须这样作。虽然艾滋病魔仍在威胁着许多人,但致力于与艾滋病斗争的人们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今年一定要有效地遏制这一疾病。
秘书长非洲地区艾滋病特使路易斯对此表示有信心,他说,这不仅是由于艾滋病宣传教育和防治工作在各地日益深入广泛展开,各类艾滋病会议接连不断,另外非洲各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也显示出了极大的决心。非洲各国领导人显示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决心和团结一致,要消灭艾滋病。实际上,他们当中许多都开始进行预算调整。此外,意义重大的抗逆治疗今年将在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国开始进行,政府将大力补贴这类治疗计划以及其他药物。与此同时,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机构也都投入到防预和护理工作中,社会各界都向艾滋病患者伸出了援手。
路易斯最近访问了尼日利亚,对当地政府竭尽努力治疗艾滋病有了亲身的感受。但同时他也发现,不仅在尼日利亚,在其他非洲国家对付艾滋病的斗争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资金匮乏。路易斯指出,发达国家过去数十年来对非洲国家缺少援助,严重影响了它们遏制艾滋病的努力。他说,早在196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承诺把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海外发展援助,但目前的这个比例仅仅是0.22%。这是一个极低的官方发展援助比例,其影响是悲剧性的。0.22%与0.7%之间的差额大约相当于每年少提供1100亿到1200亿的援助,7大主要工业化国家甚至没有一个接近所承诺的援助数额。
目前,非洲为遏制艾滋病需要50亿美元,路易斯希望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在投入大笔资金对付恐怖主义的同时,不要忽视了艾滋病的威胁,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谈中国自杀率问题
中国新华社援引一位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的精神医学家的话说,较容易到手的剧毒杀虫剂已成为中国农村人口自杀率上升的一种诱导因素。为此,控制有害杀虫剂有望帮助减少自杀现象的发生。针对中国的自杀率、以及如何采取防范措施等问题,联合国广播记者王东电话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
根据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平均有25万人死于自杀。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大脑紊乱和精神疾病问题的贝尔托洛迪博士对此认为,这个数字乍一听令人震惊,但鉴于中国人口的庞大基数,25万人并非不可思议。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在全球处于中游地位,也就是说,每10万人当中大约有15人会走上自杀的道路,这个数字比美国高出一倍。卫生组织的贝尔托洛迪博士说,自杀已经成为20到34岁的中国妇女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许多妇女通常都是因为一时感情冲动而产生轻生的的念头,这往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情况,因为西方妇女更多的是因为长期精神抑郁或酗酒而自杀身亡;另一方面,当中国农村妇女一时半会儿想不开时,她们往往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拿到
"敌敌畏" 之类浓度极高的杀虫剂。一旦不理智地服下这类农药,遥远的路途和不便的交通经常使她们在被送往当地医院抢救时就已经奄奄一息、甚至死亡。因此,这两个因素导致了中国年轻妇女的自杀率急剧上升。
贝尔托洛迪博士说,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自杀率是全国范围内抽样调查的结果,它对一段时期内百分之10的死亡人数进行了统计。调查显示,杀虫剂与自杀现象层出不穷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他表示,这个结论在其它地区也得到了验证。
在萨摩亚群岛和南太平洋其它地区,自杀现象在人们引进高浓度杀虫剂之前几乎闻所未闻;然而,当人们可以随意拿到杀虫剂后,当地的自杀率急剧上升。在政府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且开始严格控制杀虫剂的分发渠道后,该地区的自杀率又回落到原有的地步。这一典型例子表明,人们获取杀虫剂的方便程度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自杀率。这种现象在印度、斯
里兰卡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农村地区也得到了证实。
除此之外,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疾病专家贝尔托洛迪博士认为,地区性的社会动荡不安和缺乏秩序则是一个国家自杀率上升的另一诱发因素。
每当社会环境出现动荡、社会结构和秩序发生崩溃时,自杀率就会上升,巴尔干半岛和前苏联共和国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不安稳的社会因素会给人的心理直接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它很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自杀率直线上升,这种现象在欧洲国家和地区更为普遍。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提议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一系列最基本的防范措施,以帮助各国行之有效地降低自杀率。贝尔托洛迪博士说,这些措施大致以改善社会环境的方式为主。首先是对那些精神疾病患者,尤其是对精神抑郁者和酗酒成性的人进行正确的治疗;其次是对那些可以作为自杀途径的药物和工具加以控制,这包括
"敌敌畏" 等致命农药、以及在美国可以轻易买到的枪支。枪支无疑也是人们用来自杀的常见工具。在美国,拥有枪支家庭的自杀风险率比一般家庭要高出3到8倍。第三,我们应该呼吁媒介改变有关自杀新闻的报道方式。当报纸把一起自杀事件戏剧化时,很多有自杀念头的人往往会加以仿效,并希望媒介进行报道。虽然我们无意控制媒介,但媒介不应该渲染自杀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的贝尔托洛迪博士表示,该组织对中国政府勇于承认自杀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赞赏。他说,目前卫生组织正在就加强防范中国各地自杀现象的具体措施进行磋商,包括向农村地区出售和发放经过稀释后的农药。贝尔托洛迪博士认为,不再具有高浓度的杀虫剂也能够帮助挽救许多企图轻生的人。
伊朗成为出生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
伊朗的人口增长率从1986年高达3.2%下降到2001年的1.2%,成为有史以来出生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其1.2%的人口增长率,伊朗已成为其它想要加速向小家庭模式转化国家的样板。
从历史上来看, 伊朗的计划生育实施经历了数次起伏。伊朗1976年实行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旨在加速经济增长和通过改革离婚法、鼓励妇女就业和宣传计划生育是一种人权的观念以求提高妇女地位。1979年,由伊朗伊斯兰教精神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教革命改变了上述政策。在此期间,计划生育方案被视为西方的不良影响,命令卫生官员不得鼓励避孕。在两伊战争期间,人口众多被认为是一种优势。
这种强烈的鼓励生育的立场导致了伊朗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3%以上。联合国提供的数据显示伊朗人口从1986年的2700万增长到1988年的5500万,几乎翻了一番。
在80年末期伊朗战后恢复时期,经济的不稳定和人口增长过快已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直到1989年,伊朗才恢复了实行计划生育方案。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妇女间隔3至4年生育一胎,不提倡妇女在18岁以前和35岁以后生育,以及限制每个家庭生育3个孩子。
从1986至2001年期间,伊朗妇女从平均生育7个孩子减至不足3个孩子。联合国预测,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到2010年将降至2,达到更替水平。
据研究分析,男性参与、提高识字率以及计划生育与初级保健相结合,包括免费提供避孕药具,都对伊朗的计划生育方案的成功实施起到作用。
另外,伊朗的宗教领袖也参与倡导小家庭运动,支持和鼓励使用各种避孕方法,其中也包括绝育。伊朗是第一个支持绝育的伊斯兰教国家。
广东户籍改革带来就业新挑战
原农业人口入城争饭碗
随着今年开始的广东户籍改革,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正为本省就业带来新一轮挑战。户籍制度改革以前,就业包括城镇从业人员和向城镇转移就业人员。到2000年,广东省城镇从业人员的"家底"是1230万人,是1980年574.6万人的2倍多。当时,管理部门通过"农转非"计划审批制度对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就业的劳动力进行严格控制。没有办理"农转非"的流动就业人员,一律视为临时就业,到2001年底,广东省和外省入粤民工跨地区临时流动就业总量大概在1000多万人。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就业成为一体。这意味着就业将从"城镇从业人员"转变为"社会从业人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广东省社会从业人员总量已经达到4700.4万人。这个数字显然比过去只包括城镇从业人员和向城镇转移就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有余。
户籍制度改革以前,广东省就业环境相对宽松,失业率保持在3%以内的较低水平。就业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即城镇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需求偏高的矛盾。
户籍制度改革后,全省范围内将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原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将更为激烈。新的少壮劳动力源源而至,企业用人低龄化势必在无形中得到鼓舞,大龄劳动力就业难问题将更加突出;原农业户口劳动力大量入城务工经商,带来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将与城市中原有的低素质劳动力抢?quot;饭碗";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将明显增加,对稳定就业方式产生极大冲击。
户籍放开后,极有可能出现劳动力集中流向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就业的宏观调控,既不能采取指令性"农转非"计划的办法,也不能采取歧视性的卡、堵办法。可根据市场需要,采取分类调节、分级核准?quot;准入制":如对所有新成长劳动力实行劳动预备制,通过对其实行1-3年的劳动预备制培训后才准予进入市场择业;对技术工种实行持职业资格证上岗的就业准入制度;对进入大城市就业的人员,则根据需求,采取不同的准入条件和标准。
江苏人口密度居各省之首
每平方公里725人
近日召开的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透露,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江苏省总人口7438万,列全国第五位;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25人,居全国各省之首。
去年,江苏全省人口出生率为9.08‰,比1995年下降3.24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2.56‰,比1995年下降3.2个百分点;计划生育率5年平均达到91.9%以上。根据江苏的规划,到2005年,全省总人口要控制在7550万以内;到2010年,要控制在7800万以内。
尽管江苏是全国最早进入低生育水平的省份之一,但由于人口基数高,出生人口绝对数仍然较大,平均每年增加71万人,相当于一个县的人口规模。因此,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仍需不懈努力。
40年来只生女孩不生男孩
湖北郧县有条“女儿沟”
荆楚在线消息:郧县胡家营镇有个地方叫昌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这里居住的妇女生下的全是女孩,因此人称“女儿沟”。
昌沟属胡家营镇土地沟村八组,坐落在千米高的崇山峻岭之中。据了解,40年前沟里住有100多人。不知什么原因,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该沟未出生过一个男孩。现今,最小的“男孩”名叫王昌美,今年已42岁。
生男3000生女1000 江西一妇女明码标价替人生子
新快报南昌讯,江西抚州地区一名妇女从事“专业”代孕,明码标价租腹替人生子,生男孩收费3000元,生女孩1000元。
来自抚州地区农村的吴某,1992年在南昌经人介绍,替一对无生育能力的夫妇生下了一胎男孩,获取3000元“感恩费”。自此以后,吴某成了借腹生子的“专业户”,相继当了六次“代孕妈妈”,从中获酬18000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