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信息网

　　近几十年来，俄罗斯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称，如不采取措施，到2050年俄罗斯将只有1亿人口，比现在锐减30%。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俄罗斯将面临存亡威胁。"如何刺激人口增长，已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当务之急。

　　从20世纪60年代起，俄罗斯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口下降速度加剧。从1993年至今，俄罗斯人口总数从1.49亿减少到1.43亿。

　　造成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因素很多，其根本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国家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很多俄罗斯人不愿生孩子或选择少生孩子。此外，心血管疾病、结核病、艾滋病等疾病的蔓延以及酗酒、毒品泛滥导致居民死亡率，特别是青壮年死亡率直线上升，免费医疗制度的逐渐废除更是加剧了这种形势。青壮年死亡率上升使得俄罗斯人均寿命大幅降低。俄卫生部资料显示，俄罗斯女性平均寿命为72岁，男性还不到59岁，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3倍。

　　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大幅减少以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将带来一系列问题。政府担心，随着国内经济逐步好转，人口日益减少，尤其是青壮年人口数量下降不仅将导致劳动力短缺，还将使征兵工作变得困难，届时边界无人守卫，国家安全将面临威胁。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俄罗斯政府于2001年通过了《2015年前俄罗斯人口发展纲要》。纲要指出，要确保人口增长，就必须增加人口出生率，减少人口死亡率，并通过外来移民弥补人口数量不足。此间专家认为，由于俄罗斯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根本好转，要想通过增加人口出生率和减少死亡率的办法来刺激人口增长并不现实，保持人口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大量引进外国移民。联合国报告指出，随着俄罗斯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其人口要保持目前水平，必须每年吸收90万外国移民。

　　为缓解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就开始大批吸收外国移民。上个世纪90年代，大约有700万外国人移居俄罗斯，目前每年仍有40至50万外国人获得俄罗斯国籍。大量外来移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人口不足的问题，确保了俄罗斯人口数量大体保持稳定。随着经济发展，俄罗斯对外国移民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尽管俄政府希望通过大量引进移民来解决人口危机，但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首先，俄罗斯移民政策不健全，给吸引移民造成障碍；其次，由于担心大量移民涌入将改变俄罗斯民族结构，国内反对吸收外国移民的声浪日益高涨，近年来俄罗斯各地不断出现排外事件。由此看来，解决人口不足的问题无疑是俄罗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新华社， 2003年1月8日）

法国掀起新生育高潮

　　据英国广播公司2003年1月16日消息，当欧洲其它地方的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法国的妇女却在每年生更多的孩子。目前平均每名妇女生1.9个孩子。

　　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部分地归于文化因素，但还有其它重要因素，包括财政因素。法国把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夫妇划归为"大家庭"，这意味着具有可接受各种福利的地位。

　　出生率上升带来的问题是幼儿园和小学现在不得不准备应付大大超出原来预期所要准备的教室。

　　去年上台时允诺要实现经济廉洁、高效的法国右翼政府没有任何计划要消减社会福利以期劝导人们少要孩子。法国政府不但为自己能亲善家庭而感到骄傲，而且其家庭部长克里斯蒂·雅各布还要鼓励更高的出生率。

　　他说，"国家当然要介入并提供帮助。一般来说，生的孩子越多对我们的养老制度和经济就越有利。" 因此，今天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必然是明天的纳税人和消费者。
　　　（赵永阜，摘译自国际计生联新闻网，2003年1月19日）

印度：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论坛呼吁基于人权的人口政策

　　为期两天的人口政策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月10日在印度召开。此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呼吁将人口政策纳入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强调需要一种以人权为本的方法，而不需要那种基于惩罚的强迫方法。

　　上述会议是由印度全国人权委员会、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主办的。会议特别关注某些邦政府使用奖励和惩罚措施的人口政策所反映出的强迫做法。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奖、惩措施破坏了包括儿童权利在内的人权以及自愿的知情选择原则。《宣言》指出，使用避孕指标使服务人员将服务对象置于了过度的压力之下。

　　《宣言》还列举了印度人口问题所产生的其他消极因素，其中包括非法堕女胎和溺杀女婴、普遍偏好男孩的态度和妇女地位低下等。

　　《宣言》说，生殖权利应包括：（1）知情决定权，不受歧视，可定期获得可付得起的优质与可靠的保健权；（2）对适宜生育控制方法的咨询权；（3）性与生殖安全权，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
　　　（本刊编辑摘译自《印度教徒报》，2003年1月12日）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目标确定：2020年总人口控制在15亿以内

　　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全国总人口将控制在15亿以内，出生人口素质也将显著提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今天开幕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实现上述人口目标，将分三步走。

　　第一步，"十五"期间，全国生育水平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年均增长率不超过9‰，到2005年末，全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3.3亿以内；大力提倡优生优育，明显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第二步，到2010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5‰；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逐步建立调控有力、管理有效、政策法规完备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和工作机制。

　　第三步，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5亿以内，出生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基本解决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在全社会形成科学文明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建立健全完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法律体系、完善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

　　张维庆说，这个三步走的目标，是人口数量与人口素质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度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总人口将不会超过16亿，顺利实现人口零增长，然后开始缓慢下降。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光明网，2003年1月10日）

　　观察与评论：

中国财富状况发生质变私人资本已成主要形式

　　《中国财富报告》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1月13日走上中国经济50人"长安论坛"，为国人解读中国财富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最大程度地完成了对财富的再认识，截至2000年底，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主要组成部分"。樊纲的结论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资本结构。在计算出的总量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31%，个体私营企业占38%；而在资本所有权结构比例中，国有资产只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的资本额，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资本主要由国家和集体使用、所有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所有资本已超出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和集体资本总额还要大，已经成为全社会资本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资本要素收入也有22%流向了居民个人。

　　二是金融资产。以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企业、住户3个部门看，持有量增长幅度分别是1980年的82倍、236倍、130倍，占国内金融资产比重分别为18.6%、31.7%、49.7%，可以看出，居民占有大部分金融资产，而且都是净资产。已调研出的情况是，国内金融资产总量是20万亿元，有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这构成了现阶段中国财富存有量的基本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穷国，资本效益是美国的3%左右，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资本收益率非常低。平均收益率是6.4%。其中，国有资本收益率为4.9%，乡镇企业收益率为18.4%，其他企业为8.9%。（新华网，2003年，1月16日）

中国有多少穷人？

　　建设"小康社会"的讨论热余温尚在，一个新词汇--"城市贫民"浮出了水面。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2年11月，我国的城市贫民已远远超过了1400万的底线，共1998万城市居民陷入极度贫困。而今年3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援引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中国目前城市贫困人口有3000万左右，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10，并仍在不断增长。

　　这仅仅是占中国人口约1/5的城市。要加上广袤的乡村地区数量该是多少？对具体数字学界估算不一，但最保守的估计农村的贫困人口也在3000万左右。

　　亚行在《2002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最近几年已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政策的确立，已使农村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8000万下降到2001年的3000万以下，大约占农村人口的3%。然而，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设立的，比每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低很多。

　　 城市贫民：一个"新"社会阶层

　　"城市贫民"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他表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贫民"现象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但自90年代以来，失业日益普遍化，随着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失业人员为主体的新贫困阶层。而国营企业普遍的低效率和亏损，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落后，更加壮大了这个队伍，加剧了贫困的程度。

　　另一方面，城市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在"2000北京经济论坛"会上，北京市研究室的人士发言说，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由此可见一斑，更可怕的是，贫富差距仍在以3.1%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

　　统计表明，到去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仍有500多万人没有找到新工作，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还有681万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将在短期内造成国有企业新的失业下岗。而且，大量涌进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会使城市贫民的境况更加严峻。

　　 "城市贫民"雪球越滚越大，也越来越引起众多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因为"城市贫民"往往具有地域集中化、赤贫化等特点，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

1998万人陷入极度贫困

　　据《百姓周刊》报道，"低保（中国政府自1999年10月开始，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的城市居民进行最低生活保障简称为'低保'）对象领到的低保金平均每人每月只有61元，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王振耀司长坦承：最极端的例子是，在有的地区，低保对象一个月仅仅领到10元钱，一家三口每个月就依靠30元低保金生活。"

　　根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2年11月，中国3.2亿非农业人口中，已经有1998万城市居民陷入极度贫困，被称为"城市贫民"（低保对象）。2002年，政府将为城市低保开支近105亿人民币，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摘自光明网，2003年1月11日）

　　乡村贫民：不得不说的老话题
　　根据官方说法，截止2000年底，中国农村地区的有3209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这占人口比例为3.4%的3000多万人的年收入低于625元。

　　在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前，农村的贫困问题，相比城市而言，显然要严重得多。

　　这也是令朱镕基总理最为头疼的问题。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报告里，也将"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个叫邓放歌的作者在《南风窗》杂志公布了他对农民贫困状况的评估。他根据1999年中国3亿多城市人口占有4.5万亿储蓄、8亿国有资产、6,000亿国债、9,000亿股市证券流通市值，以及城市人拥有的汽车、房产、家电、收藏品等进行估算，得出结论：在人均财产占有量方面，城市人是农村人的20到30倍！

　　 1998-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和2253元，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和6316元，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7%左右。

　　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253.42元，其中有山西、安徽、河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4个省市自治区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2000元。也就是说，在这些广大的地区，大多数的农民每天的收入不足5元人民币！

　　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来计算，中国农村实际的贫困人口数量就更要大幅度超过我们评估的数字。据联合国统计数字，在全球12亿贫困人口中，44%生活在南亚，24%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24%生活在东亚，6.5%生活在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

　　 到底穷不穷，谁说了算？到底什么程度叫贫困？

　　联合国的标准是，人均每天可以消费1美元（这当然不是美国或欧洲的标准，也不是非洲、拉美的标准，而是对全球进行综合测算所定的标准）。

　　在我国，贫困线是如何确定的呢？

　　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线是"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之和。这个贫困线在1978年为100元/年（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能收入100元以上，即被算为脱贫），1984年为200元/年，1990年为300元/年，1995年为530元/年。但令人惊疑的是，1997年为640元/年，为什么1998年为635元/年，1999年和2000年均为625元/年，贫困线不升反降了？

　　按照200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625元/年的贫困线标准，一个刚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农民，每天只能消费1.7元！

　　这1.7元，够干什么？（孩子的一支笔？全家的一顿饭？）可悲的是，全国却有5、6千万人每天连1.7元都花不起。

　　 建立良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鳏寡孤独有所养"，乃是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来的社会理想之一。切实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然而我国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却远远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完善。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一直以企业负担为主。随着政企分开、企业减负以及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未能及时完善，造成脱节。这也是造成"城市贫民"的主要根源之一。

　　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将占人口64%左右的农村人口排除在外。2001年10月，浙江首次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当时曾引起了轰动。但这仅是孤独一枝。

　　其次，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贫困阶层，官方发放的那一点点"低保金"无异于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当前所存在的贫困问题。

　　再次，社会保障资金还存在发放不合理等诸多现象。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呼吁："每个月平均61元钱的低保金远远不够，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还有医疗、就业、子女教育，这一切都需要花钱，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因此，建立科学的低保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城市反贫困制度，迫在眉睫。"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最近国务院决定暂缓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决定将这部分财政资金优先用于扶助中国贫困群众。这一措施表明政府对贫困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
　　　　　　　　　　　　　　　　　　　(搜狐视线，2002年12月30日)

有钱人生了第二胎
巨额罚款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近20年来，中国通过高昂的罚款手段巩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但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高速的经济增长，现在许多富裕起来的家庭完全可以支付得起几年前能令他们倾家荡产的巨额罚款。但在上海富人圈里，如果听到有的夫妇为第二胎甚至第三胎交纳罚金，人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中国富裕的城里人已经意识到，钱不但能使他们获得物质享受，还能使他们得到更多的自由-甚至违反政府制定的政策。

　　去年9月，中国修正了计划生育法，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违法夫?quot;交纳的超生罚款-如今被称为"社会抚养费"10年间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提高了20倍。

　　但政府越来越难控制那些富裕超生家庭。丈夫让怀孕的妻子到国外去生育第二胎，新出生的孩子持有外国护照，这样超生的夫妻就可以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逃避罚款。还有的夫妻用钱买通"关系" -让地方官员通过各种名目给他们生育二胎的指标。翁佩华（音译）是一个1岁孩子的母亲，但她还想再生一个，"为了达到目的，我会不择手段"。这些夫妇质疑政府制定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的政策。上海一个想生二胎的父亲说："独生子女太孤单，两个就好多了。"另外一些父母想要更多的小孩是因为怕独生子女?quot;小皇帝"被宠坏了，还有的父母仅仅是因为想要一个男孩。

　　中国政府重新修订的人口法允许地方官员自主决定对超生的罚款数额，这样一来不同地区的罚款数额可能差别很大。上海对第二胎的罚款额是1.2万美元，广东把罚款数额与家庭收入挂钩-大约是家庭收入的3倍到6倍。去年9月，江苏一对夫妻按照新修订的法律为其第三个孩子交纳了5.1万美元的罚款。为此，有些专家担心，不同地方法规让人误以为计划生育政策可能要发生变化。比如，北京市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生育率，已经开始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父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一位专家说："政府不会公开宣布政策的改变，因为政府不希望每个家庭都生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当然对于普通中国家庭来说，抚养两个孩子需要一笔很大的花费。胡透鹊（音译）是一个2岁女孩和9个月大男孩的父亲，比周围的朋友要承受更大的负担。即便如此，随着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不断增加，他们的家庭人口数量也将随之增加。
（注释：此文刊登在今年1月6日美国《新闻周刊》上，英文的原作者是L.L 珍。中译文摘自《环球时报》，2003年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