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世界重点人口问题

　　2004年世界人口数据表的数据表明了世界各国人口发生的变化。
　　
　　 2004年的总体情况：世界人口在2004达到64亿，而且仍以每年8000万速度增长。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和西亚国家的增长速度最快。相反，许多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西欧15岁以下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7%，而西非则占44%。

　　 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大部分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包括城市和镇）。2004年，城市地区人口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约占三分之一增长到近二分之一。人口城市化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转变。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通常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小、收入水平较高、健康状况更加良好、寿命更长。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为所有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福利设施的能力。

　　 生育趋势：像当今这样的千差万别的世界各国生育模式的确是前所未有。总和生育率-即一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从一些发达国家的1.2到尼日尔的8.0不等。

　　 （1）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 所有欧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夫妇生育不足两个孩子，即低于更替水平。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低生育率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的下降。这二者将会带来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例如，欧洲妇女平均仅生育1.4个孩子，政府担心将来劳动人口太少不足以养活不断增长的退休人口。老龄化人口也对国家的社保体系和退休金计划以及健康预算压力很大。一些政府还担心劳动力缺乏将意味着更多的移民涌入和政治与经济虚弱无力。

　　 （2）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趋势 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普遍降低，但国家之间变化差异却很大。因为年轻人口进入生育期，即使生育率降低，人口也将保持增长势头，而且将会持续几十年。然而，区域平均数据掩盖了不同国家的差别。一些国家的生育水平已降至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无变化。中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1.7。生育率下降在国家之间不同，甚至在一个国家的区域之间也不同。

　　 （3）解读模式 许多因素共同决定是否生育以及什么时间生育。现代避孕技术和人工流产无疑是两个最直接的决定因素。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经济与其他因素影响着婚姻的时间和生育的愿望。

　　 艾滋病的钟声敲响：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已有2000万人口死于艾滋病，3800万罹患艾滋病的绝大多数人也将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死亡。9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1）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和国家 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是世界上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占世界感染艾滋病毒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南非的绝对人数最多，为530万。斯威士兰的感染率最高，该国39%的成年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加勒比海国家是第二重灾区。在东欧、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些国家中，艾滋病毒传播速度非常迅速，包括中国、印尼和越南等。

　　 （2）艾滋病产生的人口冲击 尽管大量艾滋病患者死去，总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但是这种人口增长要比在没有艾滋病影响的情况下要低得多。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失去了年富力强的男女两性人口，导致大量孤儿的增加，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结构。

　　 前景：预计世界人口2050年达到90亿。大多数专家预测，生育率已经下降的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水平将继续下降，并且那些高生育水平的国家的生育率也开始出现下降的势头。人口规模的大小不仅依靠生育率是否下降，而且还要看下降的速度和水平。大多数的人口预测假定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避孕手段。
从全球范围看，绝大多数国家发生的变化会对世界人口产生极大影响，但是就单个国家而言，人口的变化对经济、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王志理，高明静摘译自《美国咨询局2004年世界人口数据表政策简析》；作者：美国咨询局政策信息部主任洛利·阿什福德)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谈世界人口的主要变化　　

　　世界人口空前的增长是20世纪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这颗星球上的自然环境。难以置信的是，在过去100年里，世界总人口将近翻了两番，从16亿增长到了61亿，而这一增长的绝大部分发生在最近50年。另外，20世纪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迁移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21世纪的情况又将如何呢？人口学家描绘了一幅由相互矛盾趋势组成的复杂图景。贫困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大批移民涌向发达国家是政治上较为敏感的问题之一。预期世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也带来严重的后果。尽管专家对确切数字还有争议，但是所有的人口预测都表明21世纪世界人口将会继续保持增长。在未来50年，世界人口将至少增加20亿，有可能接近30亿，这样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到90亿。

　　但是世界人口增长的步伐将会放慢。就绝对增长而言，每年增长8700万人口的峰值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前世界人口每年增长7700万。到21世纪中叶，每年人口增长为2900万。人口增长趋缓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

　　然而，欠发达国家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会更大。相对于目前80%的人口生活在欠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到2050年将接近90%，这是因为将来的世界人口增长发生在欠发达国家。目前，有六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占了世界年均增加7700万人口的一半，包括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仅仅印度就占了世界人口增长的大约五分之一。

　　因为世界各地人口增长率差别相当大，世界人口处在重新分布之中。这一重新分布产生了新的国际人口秩序。以欧洲的情况为例：1950年的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现在差不多仅仅只有当时的一半，占世界人口的12%；到2050年，欧洲人口预计约占7%。人口学家认为，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自然结果会引起迁移的增加。在20世纪之初，大概有3300万人不在出生国生活。今天这个数字达到1.75亿，其中60%居住在欧洲和北美。在21世纪，国际迁移将会有增无减。在未来半个世纪，发达地区仍将是国际迁移的净流入地方，年均至少流入200万人口。迁移到欧洲的绝大多数人来自非洲和亚洲；迁移到北美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

　　21世纪生育率水平还将会降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然而，20世纪50年代，欠发达地区的妇女平均生育六个孩子，而现在达到近三个。到21世纪中叶，全球生育率平均水平有望接近替代水平，大约是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在进入新千年的这几年中，绝大多数的世界人口增长发生在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地区。在未来几年，世界的多数将不是农村住户，而是城市居民。在未来30年，欠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将翻一番，从现在的20亿上升到2030年的40亿。大量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将涌向欠发达国家的最大的城市，这将产生就业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对公共卫生保健体系的需求最为突出。随着大规模移民和人口增长，世界人口也在不断的老化，人们也将更为长寿。现代医学、生活方式变化以及营养水平提高会使得死亡率更低，生命周期更长。到21世纪中，全球人口预期寿命预计将达到75岁左右。在未来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会翻一番，从7%增长到16%。

　　在这种趋势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将加快步伐以应对相应的经济挑战。可能的应对策略包括提高退休年龄、降低老年收益和健康照料覆盖面以及增加税收。

(王志理，高明静摘译自2004年9月21日泰国《民族报》；作者: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约瑟夫·沙米)

亚洲若干国家的性别比失衡问题

（编者按：中国和印度分别拥有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人口数量，而且都属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经济条件迅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最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是这两个人口大国共同存在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即男孩数量远远大于女孩数量。我们收集、摘录和汇总了近期外电针对此问题的报道，以供各级部门参考和借鉴。）

　　2004年1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驻印度、韩国和北京记者联合报道了关于亚洲部分地区性别选择问题。像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印度，中国和韩国都禁止任何方式的胎儿性别选择。高科技的精子分选和遗传学诊断技术对贫穷的地区来说是太昂贵了，但女婴流产技术比较普遍。文化上的性别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需要壮劳力来从事农业工作，但问题不仅仅局限在贫穷的农村地区，其结果造成婴儿性别严重失衡。报道还认为上述三个国家在经济上都在走模仿欧洲国家的西化道路。欧洲反对性别选择的生育文化有可能成功抑制性别选择行为，但目前存在数量巨大的年轻独身男性阶层可能会导致犯罪和社会的不安定。
文章特别提到亚洲政府也许必须制定新的鼓励方法，如中国怀远县实施的试点项目，女孩父母每年享受税收优惠和240元现金。

　　 据2004年9月15日《英国财经时报》的报道，印度人口学家担心性别比降低问题 。报道强调性别比失衡趋势最明显的是那些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有的地区。在工业化的古吉拉特邦西部，女孩对男孩的性别比只有883；在旁遮普北部农耕区，该比例达到798。比较而言，贫困的邦，例如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性别比则保持不变甚至略有提高。比哈尔6岁以下的儿童性别比为942。

　　 印度政治家们规划了针对生育两个孩子以上家庭的强制性惩罚措施，而经济学家却持有不同的观点。新德里经济增长研究所的马勒·巴特认为性别比失衡是可以自我调整的。因为女性比例下降，经济价值就会上升；经济价值上升就会抵消嫁妆的增加。此外，印度女性的预期寿命第一次超过了男性，这也会影响到性别比。"这种趋势在2011年普查的时候就可以解决，"巴特说。

　　 2004年9月21日的《美国华盛顿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无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如何，印度人都会选择生儿子。最近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报告也证明这种做法在印度广泛流行。据2001年普查，印度的总出生性别比呈稳定下降的趋势。对女孩的歧视和杀死女婴的行为在印度穷人和工人中普遍存在了几十年，但新数据显示在印度新德里最富有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居民区，女孩比例下降大大快于男孩。最新的印度卫生部报告也指出，富裕的新德里西南部地区的性别比最低，6岁以下年龄组的女孩对男孩的性别比只有845。普查报告揭示了印度农村性别比为946，而在富裕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性别比只有900。这意味着堕女胎和杀婴导致印度每年缺少500万女婴。孟买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社会学家穆勒里·德塞说，教育和富裕并未给印度社会带来诸如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加尔各答的一位人口学家和性别研究者萨西·阿格尼胡特里说，那些相信城市化和经济繁荣能够在这方面产生现代化影响的人是完全错误的，现实是印度财富增长了但出生的女婴却更少了。

　　 据2004年9月20日法新社的报道，目前有50%的印度年轻妇女在15岁左右就已结婚。妇女早婚给婚后夫妻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尤其对女性更为不利，如妇女缺少生育和性方面的知识以及有限的徒迁能力和决策权力等。缺少与丈夫的沟通是影响年轻女性作出知情选择和寻求适当照料能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年轻妇女有性行为的人数也在增加，但她们缺少足够的性知识，政府必须为未成年人提供如何保护自己的信息。

　　 又据2004年9月10日的《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印度即将推出的新家庭计划政策将关注女孩问题。为了应对出现的女孩比例下降的趋势，该计划的重点是在未来的两个月内开始执行一项特别强调鼓励生育女孩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即将公布的计划生育政策中，我们鼓励生育女孩，"一位印度官员说。他还说必须使用综合的方法来教育和改变对女孩的社会态度。作为新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部分，核心问题是强化育前检查行为的管理，同时监督办事人员执行对违法者的惩罚。

　　 在2004年7月19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里，美国政治学家哈德森和登·博尔也谈及中国的问题，他们认为限制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政策更加刺激了要男孩子的愿望。他们相信，中国在70年代就使用了B超技术，堕女胎现象严重，同时也可能存在溺杀女婴或故意漏报行为。作者例举了中国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而其他国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男婴的死亡率高于女婴。作者相信，相对较高的女性死亡率只能用偏好男孩引起的人为干预行为来解释。结果显示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了4100万。引用其他社会学家的观点，哈德森和登·博尔认为男性人口过剩有可能引发高犯罪率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另外，还有一篇报道特别提到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中国部分地区开展的"关爱女孩"工程。该工程包括给生育女孩的家庭提供现金、住房、就业和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另据一些报道，中国政府也开始针对通过B超和其他手段为夫妻提供胎儿性别鉴定的医院和医生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这对减少溺杀和遗弃女婴有很大的帮助。

（田丰，高明静根据近期国外媒体报道编译）

现在是改变中国生育政策的时机吗？

（编者按：国内部分学者针对我国人口发展态势与现行政策存在的负面影响发表了一些观点和看法，有些被国外期刊公开发表。文章代表了国内人口学界研究的主流观点，我们摘译了复旦大学人口所所长彭希哲博士近期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发行的《国际中国杂志》（半年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以便各级领导参考和借鉴。）

　　彭希哲认为我国现阶段实行"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是在70年代末其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国内外对此政策争论颇多。90年代以来对"一胎化"政策的争论更加的开放和科学。准确地说，"一胎化"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1999年降低到1.5。"一胎化"政策实施之初的目的就是通过20-30年严格的人口政策来控制人口增长，不可否认，这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它同样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而这些后果正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后果之一：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分迅速，而且老龄化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在生育率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老龄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显然，老龄化与生育率下降是紧密联系的。而迅速老龄化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由于到2030年将出现老年人口的高峰，现在有学者呼吁放宽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减缓老龄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观点有明显的漏洞，年轻人口增加在中、短期内并不能明显地改善人口结构，反而会增加人口总数，带来更大问题。

后果之二：不正常的出生性别比

　　 学界在80年代把不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归结于出生误报。事实证明，出生性别比问题是确实存在，其原因是性别偏好引起的产前性别选择。一些观点把不正常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归结于"一胎化"政策，实际上，出生性别比和生育率确实存在一定关系。出生性别比相对正常的地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生育率较高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二是生育率水平低地区。然而，出生性别比问题在韩国和印度也发现类似问题。可以确信，在生育率水平迅速下降的男孩偏好国家里，通过放宽人口政策来解决性别比问题是不可行的。不过，若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带来婚姻市场挤压和妇女地位等其他一些问题。

后果之三：人口素质

　　 中国现行人口政策要求城市里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却可以生育两个或者多个孩子，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所谓的"人口逆选择"，从而引起中国人口总体素质的退化。与之相反的观点是更加强调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他们认为人口数量少，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比较容易的；人口数量多，提高人口素质就困难了。另外，有一些观点建议中国采取类似新加坡的生育政策，鼓励受教育水平高的夫妇可以多生孩子。

　　 独生子女问题将会带来负面社会影响。独生子女本身有很多缺陷，如自私、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不会照顾家人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毕竟独生子女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趋势。

未来人口的增长

　　 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就是人口继续增长给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即便是依据人口预测的低方案，中国人口总数在21世纪中期将达到14亿，出现峰值并开始下降。虽然中国有丰富物产资源，但如果按人均计算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人口增长势必继续给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都希望中国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反之，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则希望保持平衡的人口结构。

政府的角色

　　 应该承认中国人口政策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要承认存在的一些缺陷。一旦生育率反弹，政府将无法控制人口规模。因此政府在新时期的角色定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些人呼吁在计划生育服务中要把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在内，政府工作核心是处理政策相关业务。也有人士乐观认为加强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善工作。人口计生委更名就是扩大了政府的职能范围，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得到进一步加强。
生殖健康与生殖权利

　　 1994年世界人发大会之后，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资助下，中国开展了多项注重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的国际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都强调自愿参与和个人权利以及计划生育方法的知情选择，并希望以此消除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强迫因素。计生系统推行"两个转变"也促进保护公民的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力。

改变政策的时机与方法

　　 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妇女现有的年龄结构是不是立刻改变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一般的看法是：由于未来10-15年内新的生育高峰即将来临，所以最好等到2010年后再改变生育政策。政策改变的时间、针对的目标人群都还尚未确定，而且还要考虑对夫妻双方的公平性和政策的可行性因素。

定位与展望

　　 现在非常低的生育率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抉择。"一孩政策"放松不仅会造成人口膨胀，而且也不利于老龄化问题解决。经过十来年的争论得出的一致意见是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在近几年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特定情况作局部调整。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应该转变，个人的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而且计划生育工作要与社会经济工作更为紧密的结合。群众参与和选择将在政府21世纪控制人口的目标中起到重要作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了稳定现行政策和调整政府与个人权利和责任的方针，然而最困难工作在于基层的落实。

(田丰摘译自新加坡东亚研究所2004年3月期《国际中国杂志》；作者：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彭希哲)

美民众对支持计划生育服务的态度内外有别

　　美国兰德公司一项新的研究表明：美国民众继续高度支持国内健康保险应包括计划生育服务，而对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服务的支持度呈下降态势。

　　 这项发表于2004年9月的计划生育研究课题，是基于2003年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跟踪1998年的调查）。这项调查是兰德公司委托华盛顿特区一家民意研究公司贝尔登-鲁塞涅洛-斯图亚特在这两年内对1000多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的随机电话调查。

　　 在这两次调查中，愈六分之五的民众赞同计划生育服务应成为美国常规医疗保险覆盖的组成部分。将近有三分之二的人持高度支持态度。

　　 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克利福德o格拉门齐介绍说，"自1998年来，随着法律对避孕措施的许可，避孕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

　　 研究发现：（1）支持要求美国政府健康保险覆盖计划生育服务要与医生随访和服务一样成为常规医疗保险的一部分的人数在1998年与2003年大致相等；（2）在这两次调查的5年内，赞成美国资助国外计划生育的公众支持率明显下降，从80%降低到了69%。反对美国政府资助国外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两项的人数显著增加。尽管对国外计划生育支持率降低，但是来自各个社会经济、人口、政治群体的人支持资助国外计划生育的仍是多数；（3）仅有45%的美国人支持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的自愿流产服务，而1998年的支持率为50%。反对美国资助人工流产服务的人已经从1998年的46%增长到了2003年的52%，而强烈反对的人从33%增长到了40%。

　　 兰德公司报告表明，反对政府资助发展中国家流产服务的人多数支持计划生育服务，虽然支持率已经从69%降到了57%。在该项调查中，"计划生育"定义为不包括堕胎。

　　 尽管美国政府对国外计划生育和流产服务的援助减少，但对计划生育界定不清楚的人数大约是对生育控制的两倍。例如，有人把退休计划与家庭计划混为一谈。

　　研究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可能是解释对国内家庭计划与国外计划生育支持差别的主要原因：

　　 （1）被调查对象不能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觉得国内健康保险与日常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相对于公共资金对国外的资助项目他们更为看重私人消费。

　　 （2）研究者并未发现近年来诸如"9o11"这样的事件会影响公众对政府资对外援助的总体态度。

　　 （3）那些认为计划生育可以有效减少人工流产的人会更加支持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项目的资助。与此相反，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计划生育可以减少选择性流产，支持美国政府资助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项目的人都在逐渐减少。

　　 （4）为了了解政策如何影响公众的判断，研究人员询问了被访对象对联邦资助政策的看法，即要求非政府组织同意既不实施也不推动选择性流产作为可接受美国政府对国际计划生育项目资助的条件。虽然这项政策支持率基本上稳定，但在思想观点上出现两极分化，这显示了不断变化的美国政策影响了国际计划生育政策，而国内计划生育政策不受其影响。

（王志理，高明静摘译自2004年10月7日《美国妇女健康周刊》）

儿基会执行主任与中国卫生部联合发表《维生素缺乏危害评估报告》

　　在中国访问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拉米与中国卫生部联合发表《中国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危害评估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中国人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和不均衡的现象普遍存在。报告说，中国12%的儿童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维生素A导致免疫功能降低，发育不良；约50%左右的6至24个月的儿童由于缺铁面临大脑发育迟缓的危险；每年在边远地区有200万新生儿由于缺碘，智力发育受到伤害。

　　 贝拉米表示，中国近年来在减少人们因获取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足而患病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希望中国进一步努力，对2.5亿仍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人提供帮助。

　　 贝拉米说，发表这份报告旨在建议中国快速行动，采取国际上的一些可行措施，先从在面粉、酱油和食盐中加入维生素和矿物质入手，并要在特定地区对特定人群发放低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胶囊。

（摘自2004年9月3日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

今年"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是女性与艾滋病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说，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将是女性与艾滋病。

　　 该署指出，在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已占一半，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的增加快于男性。

　　 该署说，妇女在就业、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享有的权利比男性少；另一方面，她们更易遭受性暴力，在艾滋病毒的威胁面前也更加脆弱。

　　 艾滋病规划署希望全社会在12月1日"艾滋病日"来临之前围绕女性与艾滋病这一主题作好宣传准备工作。

(摘自 2004年9月24日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

孟加拉呼吁"制定人口发展政策"

　　在2004年10月14日孟加拉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言人呼吁制定国家人口发展政策，将众多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源。

　　 发言人说，自国际人发大会后10年以来，孟加拉国比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如生殖健康、非意愿妊娠、营养不良和安全孕产等。

　　 1994年在开罗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为期20年的行动计划。 孟加拉国卫生部长说，"孟加拉国在未来10年内将能够战胜上述挑战。"

　　 这次名为"人发大会十周年：孟加拉展望"的研讨会是由Khan基金会组织的。Khan基金会组织的执行主任主持了大会，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孟加拉国代表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高明静摘译自2004年10月15日孟加拉《每日星报》）

亚行专家建议把绝对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贵阳举行的新时期贵州农村扶贫模式研讨会上说，建议将中国农村2800万绝对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以加快解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汤敏说，亚行专家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中国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分两大块进行，即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针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问题，应将他们全部纳入农村低保，按年均收入627元的标准补足余缺；针对农村低收入人口问题，应加大开发扶贫力度，使他们逐步进入小康。

　　 汤敏说，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

　　 然而，随着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进一步推进，贫困人口点多、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在贫困地区还未根本改变，剩余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边远山区、高寒山区、地方病多发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五保户、残疾人员、需要搬迁的移民、患有长期慢性疾病等缺乏正常劳动能力或基本生活条件的人口，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比重相当大，如果沿用过去的扶贫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亚行为此作了计算，如果按627元确定农村低保线，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仅需2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0.12％。

　　 汤敏认为，只有把绝对贫困人口的问题解决了，各级政府才能全身心投入解决低收入人口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步伐才会加快。

（摘自2004年9月27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