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是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前沿问题、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专项治理，湖北省也很重视这一工作。为总结成功经验，研究存在的问题，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人口学会、湖北省人口计生委、湖北省人口学会联合组成四个专家调研小组于2005年9月25日至29日分赴石首市、江夏区、浠水县、麻城市、广水市、安陆市、大冶市、蔡甸区、潜江市、汉川市、应城市和钟祥市共12个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题调研。听了干部的汇报，与干部和群众坦诚交淡，随机访问农民家庭，看到了专项治理的成绩和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首先应当充分肯定，湖北近年来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领导重视，工作力度很大，初步遏制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有些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出现了高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落的可喜变化。
湖北省的经验大致可以归纳为：

　　 第一，加大有关政策、法规和科学知识的宣传力度，努力促进农民转变生育观念。随着农村妇女地位逐步提高，一些妇女逐渐接受了生男生女一样的现代生育文化。因为种田苦，所以农民普遍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而教育成本太高，养儿防老的观念也正在逐渐被自我养老的观念所替代。已成为抑制多生的重要因素。

　　 第二，加强管理，初步形成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一套制度。各地都重视制度创新，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如B超管理制度、孕妇人工终止妊娠审批制度、定期上报终止妊娠手术情况制度、终止妊娠药品管理制度、定点手术制度、残废追踪核查制度、孕情登记报告制度、孕期跟踪管理服务制度、孕情消失调查追究制度、出生婴儿死亡报告检查制度，等等。有的警示牌写着：“非法流引产，罚款3万元，开除公职”。问工作人员对此有何感想，她们说：谁还敢冒这个险？汉川市规定为孕妇使用B超时，必须经主管院长同意，由科室主任现场监督，有两名以上医技人员在场才能进行。应城市要求终止妊娠者必须持有《终止妊娠批准书》，否则，任何医疗单位、任何人都不能施行终止妊娠手术。这些严密的制度安排是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重要保障。

　　第三，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实行综合治理，认真查处“两非”案件。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涉及到多个部门，湖北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联合颁发了很多文件，对职能部门和育龄人群都产生了约束和引导的作用。各地政府还对各部门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大家分工合作，各尽其责，各地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的案件进行了严肃的查处，如浠水县从2002年起，就由县纪委、县政府办公室和监察局牵头组成了打击“两非”行为的办案专班，首先查处了一个计划生育服务站医生非法为孕妇引产的案件，对该医生做出了罚款、开除党籍的处理，在当地影响很大。2003年又查处了发生在医疗机构中的十起“两非案件”，有力打击了这类违法行为。

　　二、通过调研，我们有以下看法和建议：
　
　　第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原因是采用B超鉴定性别和人为选择性别，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婚姻生育文化、性别歧视文化。因此应该标本兼治，着重以文化的力量解决文化的问题。

　　各地一孩性别比基本正常，但是二孩性别比却明显高出正常值范围，且随孩次增高而升高。调查发现，大量流出的育龄人口是最不容易控制的群体。大冶市陈贵镇天台三村，外出打工带回来的都是男孩，该村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的，到该生第二胎的时候都出门去打工，外出期间报告“无孕”，最后都带了男孩回来。群众对生男孩的强烈愿望也可以从已生两个女儿的妇女拒绝结扎反映出来。

　　生育男孩是大部分家庭重体力劳动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需要，农民有后顾之忧，这是产生男孩偏好的经济基础。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归根结底是女性在男权中心的文化中的地位、价值和命运的问题。调查发现，农村有女无男户受到耻笑，生男有势力，生女受歧视。有女无儿户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农村宗族观念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较深。有些地方农民的生育表面上看是由“家庭决策”，实际上一个家庭的生育观念和生育决策要受整个家族生育状况的影响。

　　妇女对待生育的心理大概有以下几种。①将要生育第一胎的妇女“害怕”生女孩。②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妇女既“内疚”又渴望第二次生育时能生男孩以弥补自己的“过错”。③第二次生育还是女孩的妇女则有两种心理：一种是更强的“补偿”心理，想超生，生个男孩；另一种是“绝望”和自我否定心理。这种种心理活动说明了性别歧视文化对农村妇女命运的深刻影响。

　　调研还发现，在传统文化影响深刻的地方，纯女户内心非常痛苦。我们在大冶陈贵镇了解到，因为生了两个女儿之后做了结扎手术、生育男孩无望而被丈夫打骂、虐待以致自杀的两人，得精神病的两人。这种极端的个案说明了性别歧视的压力已超过一些农村妇女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在大冶了解到几个案例。生于1975年的一位牛姓妇女，生了两个女儿之后，这位妇女就开始在家里家外的歧视目光和声浪中煎熬。访谈时，婆婆就当着媳妇的面直言不讳：如果第三个还是女儿，就叫儿子跟媳妇离婚！为了生儿子，这位妇女被迫到了海南并暗下决心：“生个女孩就扔掉，不生男孩不回家。”她靠捡破烂、卖螺丝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最终在养鸭棚里生下了儿子。在回忆往事时她止不住热泪长流。村里人却为她的超生行为高兴，说她再苦也值了。一位在基层工作了七、八年的女计划生育专干去做群众工作时受到这样的羞辱：“你是自己没儿子，也不想让我有儿子”。她后来不干了，专门躲出去生了一个男孩，罚了1.5万。一位年轻护士怀孕之后先后做过两次B超，确认是女孩后曾想打胎，后在堂哥（镇干部）帮助下，没有打胎生了女儿，但因此承受的压力很大。三个月后得了抑郁症，进精神病院住了月余。堂哥前后做了很多思想工作，甚至承诺“官不当，也要让堂妹生个男孩！”方才使她的心理压力有所缓解。

　　我们也看到了希望。例如，潜江市在历史上就有男到女家落户的传统，潜江市钟市村过去六年来出生41个男孩42个女孩，性别平衡。351户中，35户是男到女家落户，都不改姓而且当户主，所以男方基本上没有被低看的感觉。这个村基本上没有宗族观念。钟祥市也在积极推动传统婚姻模式的变革，大力提倡“女婚男嫁”的招赘婚，禁止歧视招赘婚的行为，还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向招赘婚倾斜。这种做法提高了妇女地位，淡化了男孩偏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该市2003年男到女家落户的比例高达20%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主要是由于B超等先进技术的滥用，因此，加强对“B超”的管理是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关键。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性别歧视。只有标本兼治，才能收到持久良好的效果。要治本就要改造性别歧视文化，发展性别平等文化。女婴生命的尊严被践踏，出生的权利被剥夺，是一个很严重的生命伦理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将导致婚姻挤压，这需要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考察；但从女孩应该获得平等的出生权和生存权的角度说，即使在一个村的很小范围内，也应该杜绝因为性别歧视而出现的人为性别选择现象。

　　第二，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必须同时关注女孩的母亲。

　　双女户目前最关心的是女儿的教育和成材问题。广水市出台了优惠政策，从助学、助医、助富、助智等方面优化女孩的生存发展环境，仅2004年秋季就筹集了“180万元，资助了5900名贫困女生上学读书。蔡甸区对女儿户的优惠奖励措施有28项。包括上小学和初中可以减免学杂费，考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有奖等等。

　　关爱女孩实际上是要关爱人类的一半。建议关爱女孩从关注她们平等的出生权和平等的受教育权开始，关爱女孩必须同时关注她们的母亲的命运。要大张旗鼓地深入开展移风易俗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并将“关爱女孩”活动扩展成“关爱女孩、关爱母亲”活动。开展这一活动就是要更好地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握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共同发展。这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发挥根本性的导向作用。

　　第三、我国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以人为本、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的全新阶段。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专项治理也要纳入中央提出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框架中。

　　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过程中，行政管理措施虽然不可或缺，但要取得良好的绩效，必须与以人为本、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更好地破除性别歧视文化、提高妇女地位、帮扶弱势群体，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事实证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容易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反映了两性地位的失衡和对女性权利的损害。怎样解决这样一个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需要很好研究。一票否决的做法可以引起责任人的高度关注，但也会因此产生短期行为。各个调研组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统计资料可能存在一定的“水份”，尤其是一孩性别比偏低值得怀疑。在调查中，我们还看到由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工作难做，有重蹈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覆辙的危险。有的干部对基层干部说：“你完成工作指标，就拿工资，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有的基层干部则抱怨：“上面交办的任务神仙来了也完不成。”

　　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要设计出科学合理考核指标，既要给干部压担子，更要帮助他们做好工作，完成任务。

　　第四、二胎及以上的人为选择性别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村现行的生育政策有关，这一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在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认真进行研究。

　　调查发现，许多农民认为，现行政策规定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就没有再生育的权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才给予再生育的机会，这一规定就是照顾农民生育男孩。他们对专家调研组说，照顾生第二个孩子，如果又是女孩，照顾等于白照顾。没有“B超”时生孩子只能碰运气，有了“B超”又不允许看胎儿是男是女，表示对比很不理解。

　　湖北省麻城计划生育局对现在只有一个女孩、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对象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想生男孩的占86.4%，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的占13.6%，愿意生育女孩的几乎没有。这不但是一般群众的想法，也得到了不少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同情。一些基层干部对第二个孩子生了男孩的，上门要求落实绝育手术理直气壮，对生了女孩的则有同情心，觉得要求他们落实绝育手术有口难开，总怕落个给人“断子绝孙”的骂名。

　　这些年来，在湖北各地生育水平迅速降低和出生人口性别比迅速攀升是同时发生的。而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允许间隔几年生育二胎）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看来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

　　调查还发现，一些独男户反映，现在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对女儿户减免学费，实行计划生育的男孩户却不减免。他们对此感到不平。由此提醒我们，在关爱女孩的同时要注意维护两性平等的社会公正原则。

附录：

　　第一组调研人员
　　谭克俭：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组长）
　　鹿? 立：山东省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研究员
　　慈勤英：华中师范大学人口所副所长、教授
　　胡? 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所博士生
　　谢汉英：湖北省人口计生委政法处科长

　　第二组调研人员
　　周长洪: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人口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组长）
　　曹景椿：辽宁人口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石人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第三组调研人员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组长）
　　张敏才：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教授
　　许木良：湖北省人口学会秘书长
　　钟水映：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程广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所博士生

　　第四组调研人员
　　吕红平：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组长）
　　李宏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杨云彦：中南财经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人口所所长、教授
　　江立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人口所所长、教授
　　施中传：湖北省人口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