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人口变动与发展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本次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就各国的人口政策、人口问题交流学术观点,这对于加强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口与发展;人口老龄化;生育;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
[作者简介]傅苏(1969-),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编审。王晓璐(1979),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编辑。
一、研讨会主要内容
2007年10月16日,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长春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人口学会、吉林大学主办,日本人口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和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低生育高龄社会研究中心协办,并由吉林大学承办。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教授等国内社科院、人口研究机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日本和韩国人口研究机构的专家。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人口与发展,并设生育与老龄化等专题。
2007年10月16日9时,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长春市前进大厦报告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尹豪教授主持。
吉林大学副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王胜今教授和田雪原教授先后致辞。王胜今教授指出:从人口学角度看,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在东北亚地区,各国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尤为突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各国相继实现了人口转变,日本是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国家,其次是韩国,再次是中国。目前,中、日、韩三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日本来看,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少子高龄化"问题突出,人口出现了减少的趋势,面临着劳动力源短缺等问题。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家庭计划,进行了积极的人口控制。此后,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速度趋于缓和。近年来,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不久的将来,韩国人口也将出现减少的趋势,相关问题将更加突出。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经过30多年的努力,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但是,人口总量庞大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次会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田雪原教授指出:中日韩三国在人口暴涨和老龄化过程中,有着类似的趋势,也有各自的某些特点,进行借鉴和交流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三国都经历了比较快速的人口转变: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完成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韩国在80年代中期完成;中国则在90年代中期完成,时间差分别在10年多一些时间。从过去的经验看,日本成功地利用了生育率下降期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年代",从而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韩国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依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从人口视窗角度观察,中国经济高增长应持续到2030年。而中国也提出了变人口和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的奋斗目标。三国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投资、消费、就业、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科技进步、婚姻家庭、文化生活、制度建设等社会发展的关系都做了有相当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日本高龄化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吉田成良先生和韩国老人会会长安弼浚先生也在开幕式上致辞,对本次会议寄予良好祝愿
。
二、研讨会主要议题
1、生育水平、生育文化与人口政策专题
本专题由田雪原教授主持,中日韩三国学者做了精彩发言。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佐佐井司先生报告的题目是:日本少子高龄化现状及未来展望。论文采用日本最新的统计数据,研究日本人口增长中的影响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200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是1.26。从各个年龄别来分析总和生育率的各时间段的变化,在90年代,各年龄别或孩次的生育呈现低水平。
婚姻对生育有重要影响,日本未婚人口的比例上升,据调查,50岁未婚人口的比例呈快速增长趋势,50岁未婚人口中,男性占16%,女性占7%。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逐渐推迟;日本少子化、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是晚婚、未婚及生育年龄的上升,整体的高学历化、社会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日本的离婚呈上升趋势。与其他国家不同,死亡率对日本的影响是今后非常重要的因素。日本由人口迁入迁出稳定转变为持续的国际净迁入。外国迁入日本的人口增长快速,中国人居首位。对未来日本人口整体的预测,基于平均初婚年龄、结婚率、夫妇生育孩子数量,预测包括高、中、低三种方案,日本人口金字塔由以前的基座大顶尖小的形状,变为中间层青壮年人口数逐渐减少。50年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40%以上,少子高龄化对医疗水平、社会福利、养老保障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人口的减少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员鲜于惠先生报告的题目是:韩国低生育水平及对策。韩国2005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08,2006年为1.1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最低,韩国成立了防止低生育、高龄化社会委员会。韩国生第一胎时育龄妇女的平均年龄比29岁提高了2-3岁,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未婚率和初婚年龄的提高是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1970年未婚女性的年龄是25-29岁的占9.7%,未婚年龄在不断提高。从育龄妇女的初婚年龄别、平均生育子女数量的角度分析,未满25岁的育龄妇女平均有2.1名子女,25-29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93名子女,30-34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37名子女。随着初婚年龄的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也在提高。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家庭的经济收入不稳定。生第一胎次后考虑到子女的教育费、养育费高所以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韩国在金融风波后失业率不断增加,这对家庭生育第二胎有直接的影响。韩国妇女如果要孩子就得放弃工作,导致在家庭和工作中只能选择其一,这也是女性不愿生育孩子或第二胎的主要原因。随着25-29岁女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家务、养育子女由谁来承担也是主要问题。如果夫妇都有工作,对幼儿的社会保育设备的要求就会提高,从而认为社会提供的养育幼儿的保育设备不完善。出生健康水平的恶化(死产、流产等),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年轻人的价值发生转变,仅有71%的未婚男性和49.1%的未婚女性对结婚认可,这也导致生育水平的降低。2005年9月韩国制定了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2005年11月设立总统直属低生育水平高龄社会委员会;2006年7月制定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周长洪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中日韩三国人口变动趋势及特征(1950-2050);
西南财经学院韦艳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她对韩国出生性别比的水平、趋势和区域差异进行了阐述;河北大学人口所吕红平教授和李英助教的报告题目为:构建性别平等文化,促进出生性别比平衡;辽宁省人口情报中心罗纯志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辽宁女性生育模式转变及其特征分析,他指出:妇女生育模式的转变是实施计划生育的丰硕成果。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尹豪教授以:中国、日本、韩国生育水平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为题做了总结报告。他指出,在几十年较短的时间内,东北亚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结构发生了持续的变化,出现了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化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问题,已成为现在和将来各国首要人口问题,将给东北亚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从宏观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种种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比如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消费市场、储蓄及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实质上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从微观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焦点是老年人个人或者老年人家庭。具体地讲,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主要涉及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养老金、储蓄和消费、医疗、保健、护理等问题。通常所谓老龄问题或者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就是老年人或者老年人家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由于老龄化问题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所以这些问题同时又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各国都在采取积极的对策。老龄化对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而确定的方针以及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和措施。随着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生活及照料、护理需求剧增,需要政府和社会采取积极的人口老龄化对策,以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通过第一专题的讨论,三国学者交换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得出一些结论。中日韩三国人口指标变动开始的先后次序与三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先后次序相同,变动发生的相差时间相隔也大致相同,总的变动趋势也大体相同。这表明经济发展是决定三国人口变动的内在力量;日本对少子高龄化采取的对策,包括恢复生育水平、增加国际人口迁移等综合性措施。少子高龄化不仅是日本要面对的,也是今后亚洲各国都要面对的,所以各国应加强合作,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韩国通过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出现显著下降,女性地位也得到了较大提升。这些转变既是政府有效推动的结果,也是公民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的产物。韩国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对中国解决相关人口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专题
本专题分两个阶段,分别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教授和周长洪教授主持。
第一阶段:日本高龄化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吉田成良先生报告的题目是:日本高龄社会状况。日本现在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超老龄化社会。日本每隔5年进行的人口调查显:1947年后一段时期日本的出生率迅速提高,在这一时期出生的日本人口现在年龄在60岁左右,面临着退休。1947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50岁,女性是53.9岁,而到2006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提升到79岁,女性提升到85.81岁。从出生人口死亡率看,1947年1000个出生人口中约有120人死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生命可以延续很长时间,这种长寿社会是日本历史上所没有的。日本的退休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0%,但日本的老年人退休后仍然健康、有活力。中国和东亚共有的特征是,退休人口由就职单位负责养老,此外还有退休人员组成的工会组织来互相合作、互相帮助。
韩国庆北大学保健大学院保健学科教授李诚国的报告题目是:韩国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保健医疗。韩国2000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7.2%,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5%,2018年这一比例达到14.3%,2026年将达到20.8%,进入超老龄社会。高龄人口男性与女性的构成比,2006年男性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7.6%,女性人口占11.4%。韩国农村老龄人口远高于城市,2005年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农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比率为18.6%,城市为7.2%。
从韩国老人的保健医疗来看,韩国2005年65岁以上人口中73万7千人拿到国家发给的退休金,发给率为16.8%。健康医疗保险中老年人医疗费用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05年健康保险中,老年人医疗费用为6兆556亿韩元,是全部医疗费用的24.4%。200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费用比2004年增加了17.9个百分点,比整个医疗费用增长率(10.9%)还要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有所下降。老年人平均寿命75岁,那么健康寿命只有65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护理问题日益突出。
日本山口县立大学大学院健康福利学研究科教授小川全夫的报告题目是:日本老龄化现状、趋势及老龄化对策。日本高龄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在长寿,而是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是由于低生育水平所导致的。地方人口的高龄化除自然变动外,还是由于迁出、迁入人口之间的差额导致的。年轻人口的大量迁出导致高龄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也有地方会面临高龄人口的迁入逐渐增加,从而加速当地高龄人口所占的比重。从社会变动和高龄化的关系来看,东京是社会变动以及人口迁移所导致的高龄化影响关系是最明显的。即使大量的年青人集中到东京,也没有能阻挡东京的老龄化进程。从日本的过疏地区看,老龄化进程要比平均水平高,也就是说,高龄化首先在日本过疏地区出现,之后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变成全国的普遍现象。从老年人口指数、从属人口指数等来看,都是过疏地区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从属人口的比重来看,1970年过疏地区的老年人口对社会的负担超过少年人口,这种过程从过疏地区开始出现,向其他地区蔓延,达到全国的平均状况。人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富裕,生产效率低的产业规模会逐渐缩小,而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过程伴随粮食自给率的迅速下降,对地球的外部环境带来恶劣的影响,这是日本典型的发展过程,将其概括成"日本病"。这种"日本病"在东亚地区都在蔓延。过疏地区产生的高龄化波及到全国,特别是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它的高龄化的进程是惊人的。在韩国和中国都开始显现这种过程。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教授做了中国老龄化的形势与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在获取人口转变创造的诸多收益的同时,必须同时承担人口老龄化提前和急速到来的代价。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规模急速扩大是未来重大人口现象,计划生育工作和老龄工作是统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大战略工程。落实中央提出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就需要象当年抓计划生育工作那样抓好老龄工作。
我国老龄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养老、医疗、长期照料等问题是在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同步爆发的,而且超前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不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才需要建立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急迫性。老龄问题是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问题,解决老龄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任何一个部门单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面对巨大压力的现实,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应对。同时,要研究全面加强老龄工作的新机制。
我国是在刚刚步入小康社会,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未富先老"。"先老"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人口现象,依靠调整生育政策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思路是不现实的,非治本之策;"未富"尚可补救,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建立健全社会养老公共服务制度,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投入,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挑战。
第二阶段: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以计划生育老人的养老问题为题作了报告
他认为:快速、持续、普遍的政策性低生育率改变了计划生育家庭的代际关系,削弱了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今后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计划生育老人"的养老问题。在这里,"计生老人"是指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做出过贡献但有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的老年人或者准老年人。"计生老人"是有特定性质和数量界定的老年群体。在核心的人群界定中,"计生老人"包括了:病残计生老人、空巢计生老人、孤寡计生老人、贫困计生老人、高龄计生老人等。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任务面前,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服务内涵必将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型,即由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向综合的生殖健康/家庭保健优质服务转变。其重要特征和定位应该是,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在育龄人群退出育龄期后将继续为他们提供优质的老年保健服务。时代必将赋予人口计生部门新的神圣责任,统筹解决稳定低生育水平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和挑战,延展传统的计划生育服务链,以保障和提高"生命质量"为中心的人口发展过程,构筑起生命护航--关怀体系。国家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凸显人口计生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和福利性,要树立"全程关怀、生命关怀、有偿关怀"的新关怀理念。
东京福祉大学大学院社会福利学研究科副教授金真任的报告题目是: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及韩日老年人医疗服务满意度。韩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有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60-7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从2003年以来,医疗保险制度被统一。从1997年后韩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进入新的整合时期。韩国的民间保险制度以及公务员保险制度也都有了新的变化。财政支出在企业是由公司和个人个负担一半,其他人的经费负担有不同的计算比例,比如教师,是学校负责30%。从各个国家的状况看,个人负担的医疗比例墨西哥是最高的,其次是美国、韩国。在医疗负担额方面韩国的比例较高。从国民医疗费用以及国民所得之间的关系来看,相比国民所得,国民医疗费用的支出越来越多。对医疗费用的负担额及保险金额之间的不平衡的现象,政府应该加以重视。目前,民间医疗保险方面的市场开放也被提到日程上来。随着医药品价格的上升,相应的管理机构的设置也成为一种必要。从韩国民间保险公司的收入和支出情况看,收入超出支出。保险诈骗案件在逐年上升,1997年5月,国会通过了医疗法修正案,将免费的医疗负担额的比例加以改正,政府提供6000韩元的支付额。根据关于高龄者的健康状况的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韩国老人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较低。对医疗服务不满的原因:费用太高。年龄越高,满意度越高。从医疗满意度与经济来说,经济状况好,满意度相对高。医疗设施利用频率越高,满意度越高。针对医疗市场开放的不足之处,应加以讨论,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马利中教授作了题为:上海市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报告。马利中指出,中日韩三国老龄化具有东亚特色,东亚经验。上海市总人口由500万增长到1800万,其中60岁以上人口比例由1999年的7%增加到2005年的14.97
%,户籍人口老龄化2040年将达到40.3%。上海市人口死亡率变化不大,出生率大幅上升,人口金字塔一直呈负增长。百岁老人增加速度快,家庭结构变小。对上海市高龄者与子女是否分居的调查结果显示,94.8%的人能够自立,3.8%的人基本自立。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应重新讨论老年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老年人应积极应对所处的社会,老年人口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合作。比如日本和世界的一些组织提出,以老年人口为主所组建的一些合作组织,关注的重点是老年人如何再次返回社会、融入社会。还要注意老年人口和青年人口的协调沟通问题,如何构建老年人和年轻人和谐共处的社会需要大家关注。此外,农村地区重新整合以及都市的老龄化问题都是今后可能面对的,应予以重视。总之,面对老龄化提出的挑战,我们要进行跨学科的交流,认真对待。
三、会议总结
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张敏才先生主持了大会的闭幕式。
他在发言中说到,这次会议得到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珮云同志的亲切关怀,还在两年前,她就提出要在适当的机会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东北亚人口与发展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这次会议她虽不能亲自来参加,但在电话中对会议的召开给与热烈的祝贺。
本次会议由中、日、韩三国有关机构共同举办,为中、日、韩三国学者在人口学研究领域开展广泛的学术探讨、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学者们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如:中、日、韩人口与发展、人口政策、生育政策比较、生育文化、人口老龄化等发表见解,展开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日本、韩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习俗相近,存在许多文化认同点,可以互相借鉴。这次中、日、韩人口与发展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是进一步加强本地区人口研究的良好开端,在今后的人口研究实践中,各国学者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